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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首富张贤亮:谁说"无商不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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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zqzn.com 加入时间:2005-08 来源:钱江晚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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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日电 张贤亮 当代著名作家。江苏盱眙县人,1936年12月生于南京。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龙种》、《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其中《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绿化树》一发表就因为其中大胆的情欲描写和对知识分子自我内心世界里的无私解剖与摒弃引起争议。
日前,记者在银川参加“省级晚报都市报年会”,抽空到“西部影城”,与张贤亮有约一小时的座谈。 记者:听说你近来杜门谢客,在潜心写作一个长篇? 张贤亮:今年我发了两部作品。长篇的确也在写。但没有外界传的那么严重,没必要整天关在屋子里赶着写。只要不出门,每天我都会到“影城”来看看。 记者:能透露一点这个长篇的内容吗? 张贤亮:我今年已经70岁了,出生在一个大资本家家庭,21岁打成右派,曾经在监狱里关了十几年,平反以后,又已当了五届二十多年全国政协委员。人生的大起大落我都体验过了。正在写作的长篇,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尝试写出一种“命运感”。上世纪八十年代刚恢复写作时,我是没日没夜地写,现在没有那种紧迫感了,不求名不求利,慢慢地磨,不急于抛出去。 记者:外界说你现在是中国文人中的首富,你承认吗? 张贤亮:我没有参与那种“财富榜”的评定,无这方面的排名记录。我不敢称自己就是中国作家首富,但愿不是首恶就好了。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你是怎么想到办这样一个“影视城”的? 张贤亮:这里原是西北边陲的一处土堡。明清时,这种屯垦戌边的土堡,宁夏有500多处。现在虽然大多数都已湮没了,但有遗址可寻的,仍有200余处。这个土堡是我监狱出来那年,来赶集时发现的,当时就被夕阳余晖下,耸立在荒原上的那片古城墙所深深地震撼了。后来,我把它写入了小说《绿化树》之中,取名镇南堡。稍后,一些导演欣赏此地的荒凉,《一个与八个》、《牧马人》、《红高粱》陆续在这里拍摄,并一炮走红,镇北堡逐渐出了名。再后来,号召办三产。我们文联想把这里办成“影视城”,到银行贷款,没钱抵押。人家说,你张贤亮的书在国外出版,不是有版税吗。我就将外汇存款都押上,贷款办起了这个“影视城”。不久又讲机关不能搞经营了,“影视城”与文联脱钩,便成了我的产业。 记者:现在不少地方都在搞“影视城”,对此你怎么看? 张贤亮:我这个“影视城”已搞了十多年,起初投入的资金只有78万元,现在贷款早已还清,资产已逾5000万元。但即便如此,我仍要说,这是一个夕阳产业,今后终将被三维成像电脑制作等取代。现在这方面已有苗头,之所以还未大规模的应用,完全是因为成本关系。但高新技术发展迅猛,成本估计会很快下降。现在有的地方搞“影视城”,动辄投资上亿元,我看目的无非两个,一为圈钱,二为赚钱。圈钱我就不便说了。如为赚钱,我以为还是早点歇手为好。我这个“西部影城”也在慢慢转向,从去年开始已不再向摄制组收取场租费了,今后将逐渐发展成旅游特色城。 记者:你是文人下海经商的成功典范。中国有句老话叫“无商不奸”,你怎么看? 张贤亮:首先我要纠正你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不是商人,而是实业家或企业家。经商与办实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商是此购彼销,是从事商品流通的。我搞的是影视旅游实体,所以不能视为商人。即使是商人,我想也不能就给戴上“无商不奸”的帽子。中国社会,历来轻商抑商。所谓“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面的,这不正常。我在蹲监狱时,曾经听一个老同志说起一件亲历的事。他年轻时,曾在山西老家一爿钱庄存了几百元大洋。后来投身革命,战乱中将存折丢失了。1948年家乡解放,他回到故里,当晚就有一个中年汉子找上门来相认,称自己就是那钱庄主的儿子。其父亲临终前再三叮嘱,一定要其找到存钱的人,把本利一并归还。我听了深有所感,自此便不再相信“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种武断的话。 记者:冒昧地问一句,你富了以后做过哪些善事呢? 张贤亮:这种事情我是不大愿意说的。既然你问了,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不妨稍说几句。我是中国慈善协会的会员。印度洋海啸,在宁夏,我是第一个捐款的。近十年,我已累计捐了100多万元钱。我这里的员工收入,在宁夏旅游娱乐圈,可算是最高的。最近一个员工车祸死了,其父61岁,老年丧子,很悲伤。我就跟他说,就当你这个儿子还活着,我每月给他600元钱做工资,直到老人善终为止。 记者:你是一位著名作家,问一个与本行有关的问题。现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不少报纸都已停办文学副刊,你认为这正常吗? 张贤亮:首先,我觉得不必过多地担忧文学作品无人阅读的问题。依我的经验,阅读是一种愉快。虚拟世界很多东西可以体验,但代替不了阅读所能带给人的愉悦。另一方面,现在可干可玩的事儿太多,没必要非得让人去看小说。从这种角度看,文学边缘化未必就不正常。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代需要我们这批作者站出来,作为群众的代言人。我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用小说突破了大墙、饥馑、性、中学生早恋等一个个当时的禁区。当时搞思想解放,最早解冻的领域是文学,尤其是小说,口子很大。我们率先冒出来了,广受欢迎。现在改革开放已20多年了,民众可享受的东西太多了。文学已不必承担不该其承担的重任。作家回归本色,成了阅读品的生产者,我觉得才正常。 记者:你已年逾古稀,要经营这么大的一份产业,还要著书,听说还自己开车,精神哪能这么好? 张贤亮:主要是我有兴趣,把这一切都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情,就会趣味盎然。我这个“影视城”就是玩出来的,其中很多繁杂的事,如果顶真,三个张贤亮都早已气死了。写作也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现在慢慢把玩手头的那个长篇,不想急于付梓,否则玩完了,就没得玩了。开车那就更好玩了。我60多岁学开车,现在竟成飙车一族,不开到100码不过瘾,越是繁杂闹市,我开得越开心。我这种“玩”的心态,可是有依据的。当年关在牢里,其他书不能看,我就反复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记得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时,就曾说过,到了那个时代,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我把我的工作就视作玩儿一样,当作了自己的第一需要。看来心态好,还真可以提前过上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呢!(赵力行) | |||||||||